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大书法家颜真卿完成了他最为杰出的作品——《祭侄文稿》。这件艺术作品标志着中国书法达到了鼎盛的阶段，也被后世称之为天下第二行书。

然而，长久以来，很多人对这件艺术作品并不是十分的欣赏，甚至出现了许多批评的声音，认为颜真卿写得潦草，没有美感可言。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然而，正是像《祭侄文稿》这样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却代表着一种超越了世俗的美，体现了我们古人孜孜不倦的人性光辉。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切还要从中国艺术的道统精神开始说起。

中国的艺术不同于西方，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相比于西方的艺术，中国艺术有着一种内在的、持续的精神传统。这种精神传统，我们可以称之为“道统”。如果我们想要对中国历史上的历代艺术作品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证，那么这种精神系统的考察就是不可或缺的。

在当代的视角下，古人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许会有这种或那种问题。然而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是，如果我们不带上一个有着浓烈价值色彩的“有色眼镜”来观看和欣赏这些艺术作品，那么这些作品中所包含的精神内涵和一些重要的东西就无从为我们所知晓了，比如我们在欣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这是一件千年难遇的佳作？其原因就在于，《祭侄文稿》所展现出来的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爱国之情，通过颜真卿的笔，传达给我们，让我们获得了一种美的享受，虽然它是一场悲剧，但是观看这件艺术作品的人，无不感受到自己的灵魂被陶冶、被升华了。

恰如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说的那样：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而中国的艺术，不仅仅包括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还有戏曲史上的《牡丹亭》等等，它们都是悲剧中的杰作，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其自身展现的道统精神上。因此，中国的历史几千年绵延不绝，而中国的艺术包括文学，书法和绘画，亦是一个完整而延续的历史。并且这历史还与一个强大的道德精神传统、一种有精神目的，却又允许自由多样行为的意识共同发展。

在中国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艺术家注重道统的正，对那些出自于主观精神和机械教条的真理加以怀疑。尤其是对于规则的遵守，是其中最迷人的一方面。在书法中，对于法度的要求造成了这种黑白线条的艺术在有约束性的条件下迸发出了最迷人的造型，汉末魏晋南北朝的钟张羲献、唐代的欧颜柳薛、宋代苏黄米蔡，他们无不受到法度的约束，又不拘于法度绳墨之外，肆意驰骋，恣纵奔放。

因此，许多艺术家们认为，在他们所必须拥有的涵养中，对于天地万物的认识、对于道统力量的理解是尤为关键的。如果一个艺术家，缺乏对这种规律的认识和见解，无论他的技巧有多么的高深，无论他的作品立意有多么深刻，都不能算得上是好的艺术作品，也不能再入艺术的史册，而只能成为一种怪诞的妄作。

由此观之，中国画发展的历程见证了往昔想象力的作用，各种风格变迁与延续的重要插曲，也证实了中国杰出画家们无限的源泉、勇气和创造力，以及他们对于传统和自身的忠贞不渝。

恰如《左传·襄公二十年》中所说的那样：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无文，行而不远。’”

孔子认为，艺术可以表现君子的志向，可以表达他们壮烈的情怀，如果君子不能够掌握艺术性的表述，那么他的志向和他的精神既不能流传的很久，也不会走的太远，所以艺术一直以来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都非常重要，不管他们把艺术当做是一种实用性的宣传工具，还是一种避难性的精神家园。艺术都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支撑艺术发展起来的，也是文人士大夫们所具有的道统精神和道统理念。一切艺术和艺术家都必须以道作为最高的准则，他们的艺术作品都是为了包含、演示以及传播道的存在。

例如中国的书法就经历了一个从质朴无华到浓丽妍美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的甲骨文篆书，到汉代时期的隶书，以及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楷书，草书和行书。在工具上，从一开始的铁笔到后来柔软的毛笔。书写特征上从一种标准的无棱无角、大统一的静态书法，到后来千变万化，笔势柔刚无常，布置精妙绝伦的动态书法，这些书体的演变，不仅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变迁，更承载着人们对自我生命精神性的探讨：王羲之的《兰亭序》讨论人生苦与乐的辨证关系，《祭侄文稿》诉说家与国的责任情怀，《九成宫》包含一位忠臣的良药苦口，《寒食帖》承载着个体的喜怒哀愁。

但是，与东方艺术很早就注重个体生命自觉表现的特质有所不同，西方的艺术，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了人性的觉醒和反。，在此之前，希腊时期的艺术以模仿自然为他们的最根本目的，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人却早已经通过造型手段来把握自然的原理，尤其是到了后来，公元五世纪时期的艺术家颜延之，他认为图画是承载万物发展、记录历史变迁的重要手段，他从易经中的八卦中论证了这一观点，认为正如有文字含义、图符必有神秘的灵验那样，成功的绘画应当是自然造物的借鉴和完善，而书写文字、描绘图画与占卜的符号一样，绘画是也必须表现万物的规律——道。

所以，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绘画的书写性和书写的形象性成为了他们非常重要的内在特征，从远古时期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到清代时期著名的画家石涛在《画语录》中谈到的“一画”理论，中国的艺术家们始终认为，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掌握书法和绘画的技能是一个君子必须具备的修养。

因此，中国的书与画不仅表达了宇宙万物真正的本质——道统，而且还共同享有用笔的技巧，绘画和文字同时使用的表达方式，成为一件艺术作品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所采用的艺术工具——毛笔，同样也蕴含着深刻的道统理念和道统精神。毛笔的笔端是用兽毛制成的，这些兽毛通常包括山羊、马、兔、黄鼠狼，他们由根到尖扎紧致锥尖状，柔软而富有弹性，能够在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展现出无穷奇妙的形态变化。中国古人常常说锥划沙印印泥，其实就是把他们手中的毛笔比作刀剑，用它来书写胸中的逸气，表达内心的情感。这实际上和印度中的神人因陀罗手中无敌的金刚杵一样。

但毛笔并非是机械的工具，而是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随着艺术家心境的变迁，展现出不同的刚柔状态，所以运笔的关键就在于艺术家的心，而艺术家的心又和个人的人文修养以及处事态度有密切的联系，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必须出自涵养良好的艺术家之手，他必须懂得毛笔，到符合万物的规律，体现自我的生命价值，才能够创作出类似太朴初始那样神妙和谐的境界。

汉代时期的大书法家蔡邕曾经在《九势》中说：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书法，就是起源于自然万物。艺术家如能把握万物生发的道理，那么就可以产生出无穷的变幻妙境，这样一来，书法的“势”也就展现出来了，艺术家在书写的过程中，也能够体现出他们的力量和精神了。艺术家通过运笔画出优美的线条，同时他的笔又饱蘸浓墨地渲染大块面积，以他们不可胜数的线与面，骨与肉，浓与淡，柔与刚等关系，几乎可以表现宇宙万物的一切。

因此，艺术家在书写的过程中，通过出色的笔墨，优美的运笔动作，体现出艺术家的神态、情感和身体状态，展现着一个艺术家们他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气质。因此中国艺术注重道统，既是艺术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艺术的根本生命力所在。如今我们重新的认识中国艺术中的道统精神，发掘中国艺术中的道统理念，对于我们创作优秀的术作品，解读艺术作品，了解艺术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