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插花艺术是否源于佛教供花

目前，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中式供花源于佛教供花。在探讨中国插花艺术起源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检视一下这一认知。

公元前六世纪，佛教在古印度迦毗罗卫国诞生。以花供佛的形式主要有四种：花鬘、曼陀罗、泛花和散花。“花鬘”即佛经上所言“华鬘”，用丝线将花朵串起，装饰头身。《华严经》曰：“以诸最胜妙华鬘 , 伎乐涂香及伞盖 , 如是最胜庄严具 , 我以供养诸如来。”根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古天竺人以“首冠华鬘，身佩璎珞”为风俗。花鬘也可直接摆放在供桌上、地面上或庄严的佛像身上。在印度，花被穿成花鬘，或摆成曼陀罗图形来供养佛像。有时也会直接取下花头，堆在大盘里，做成“堆花”。“曼陀罗”即把花朵或花瓣摆成具有圆满意义的图案造型，可以直接摆在地上， 也可摆放在浅阔的盘上，但盘上无法贮水，不作久存之用。曼陀罗在中国逐渐演变为“堆花”的形式——去除枝叶，摘取花头， 层叠堆于花盘当中。这种花盘称为“华皿”“华筥”或“华笼”。堆花不经艺术修饰，花盘内亦不贮水，还称不上是插花创作。

“泛花”就是将花泛于恒河之上。中国盂兰盆节放河灯的习俗或多或少 受到了印度泛花的影响。今天在恒河边泛花、放花灯的已经是印度教教徒了。“散花”在敦煌的飞天壁画中有很多，大多以飞天的形式出现，也是受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涅槃经》言:“如来阇维讫，收舍利罂置金床上，天人散花奏乐， 绕城步步燃灯十二里。”又《大唐西域记》曰:“摩喝陁国， 正月十五日，僧徒俗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高僧的讲经活动也往往伴随着天女散花。

唐 供养人手托堆花 敦煌第 79 窟壁画

无论是《法华经》的十供养，还是六供具，花供都是排在第一位的供佛方式。但与印度的供花不同，花器在中式供花中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花器贮水，“欲花不萎”。花器的不同会影响最终的花型及插饰方法; 花器本身更是整体观赏插花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的插花与作为佛教之源的印度的佛前供花实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印度佛前供花不使用花器，而中式供花必须有花器。中印对花器理解不同，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两地自然环境差别巨大: 印度常年高温湿润，植被繁茂，花材的保水性较好，没有花器也是可以的; 而中国偏旱，尤其是在北方， 花材必须放在贮水的容器内保存。第二层原因似乎更为重要: 中国自古尊崇“道以成器，器以载道”的精神。《易经》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即理念，器即用具。器具， 包括材料与造型等方方面面均有一定内在规律，代表了一定的文化寓意。“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造物、用物境界的追求，即将思想和理念融入到具体的器物之中，器道合一。三者，中国古代插花诞生于宫廷贵胄之家，最早由社会的上层阶级推动产生，因此对器物的讲究在所难免。

《诗经名物图解》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关于瓶花供佛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南史》卷四十四的《晋安王子懋传》中:“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华茎，欲华不萎。如此三日，而华更鲜。”铜罂是一种酒器，也可盛水插花。这种供佛形式从未在印度出现过，说明了南北朝时期我们就已经发展出了不同于印度的瓶花供佛的新形式。我们所熟悉的印度的“净瓶”，实际上是属于“军持” 的一种。“军持”是梵语 “kundika”的音译，也称“君迟”“君持”“军迟”“捃稚迦”等，意思是“瓶”“水瓶”，本为印度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具，后来被佛教徒赋予宗教涵义，用于贮水，以备云游四方时饮用、净手或饭后漱口，并不用来插花。

因此只能说，佛教传入中国，为插花上升为一个艺术门类提供了契机，推动了插花艺术的发展，乃至影响了插花艺术发展的方向，但绝非是我国插花艺术的开端。中国的佛前供花形式，是佛教教义与本土插花文化的融合。

二、中国插花的最早记录

1952 年河北望都一号墓出土，墓主人是东汉浮阳侯孙程，与汉朝皇室有密切联系，这同时也印证了中国的插花始于宫廷， 是一项自上而下传播的高雅艺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插花图像便出现在这座汉墓的墓道壁画上。画中圆形陶盆中盛净水，六朵红花均匀地插在陶盆内，质朴可爱，是我国最早的插花实例证据。而在墓主人去世的132 年，可以想见社会上层人士根据自己生活习惯和趣味创作插花作品已经比较普遍，而此时佛教尚未对这类人群产生强大的吸引作用。

根据赵朴初居士《佛教常识答问》中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时间的回答，首先，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 时间已很难考证。公元前2 年，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大月支国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佛教最初传入时，仅在少数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其次，公认的佛教传入年代为汉明帝派遣使者西域求法的64 年。67 年，使者回国，带回佛经，并修建了白马寺。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正式得到了政府的承认。73 年，班超出使西域， 西域道路畅通，当时著名科学家和文学家张衡写的《西京赋》提到的“桑门”即“沙门”，佛教文化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意的社会现象。

花瓣纹彩陶盆 大汶口文化

图像记载往往是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明。图像以外，文字记载也能反映西汉时期插花活动已在宫廷内悄然流行起来。根据东晋人所写《汉宫春色》，汉惠帝的张皇后嗜花爱花，于宫苑之内亲自种植浇灌，时有赏玩，并将花移入室内或插入瓶中。后于宫中杂植梅、兰、桂、菊、芍药、芙蓉之属，躬自浇灌， 每诸花秀发，罗置左右，异香满室。其寝榻及文几，陈设精绝， 不许侍女近之，恶其不洁也。宫中有沉香木溺器，后每将溲溺， 恶其铿然有声，垫以落花之瓣，起则随令侍女涤之。后既入殿， 就正位南面坐，诸后妃皆旁坐。各以其花进献，后独接兰梅各一枝，插于座右瓶内，复与诸后妃笑语久之。

书中还记载了张皇后春日折柳、夏临荷沼、秋折桂赏菊、冬日折梅的行为。虽然此书为东晋时期成书的笔记体小说， 不排除有后世作者臆想的成分，但我们仍可以谨慎地推断出汉代爱花赏花之风气。因而这也有可能是最早的有关插花的文字记载。

由此可见，早在佛教传入我国并对文化产生实质影响之前， 中国就已经存在用花器插花的实例了。

三、华夏花文化与祭礼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共生的大家庭。这样一个家庭有一个共同的始祖——华胥氏。据《帝王世纪》记载，华胥氏是上古时期华胥国( 今陕西省蓝田县华胥镇) 的女首领，她踩雷神脚印，受孕而生伏羲与女娲。伏羲、女娲共同孕育了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史由此开启。因此，华胥氏被称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母”。中华的“华”、华夏的“华”，均源自华胥氏。古汉语中“华”字同“花”字，而且华胥氏族以花为图腾， 便知花图腾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图腾，中华民族也是花的民族。又如，华山的得名，根据《水经注》记载，也是因为“远望之若花状”。

华鬘

中华民族喜爱花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在远古时代，花卉蓬勃的生命力和多姿多彩的生命形态一定深深吸引了我们的祖先。大约在五千多年以前的原始社会后期，我们的祖先就把美丽的花卉纹饰烧制在陶器上。新石器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把花卉纹样烧制在各种陶制器皿上，陆续发现了花瓣纹、花叶纹、稻谷纹、树纹、瓜形纹、葫芦纹等彩陶纹样。

夏朝的农业已经很发达了，我们今日食用的五谷( 稻、黍、稷、麦、 菽)，在夏朝便已齐备。夏朝用来祭祀的用品，除了玉器、青铜器，还有五谷。植物开始具有了宗教、政治意义。《周礼·春官》中记载有“筮人”一职，是西周时期专门为王占筮的官 职。《仪礼·少牢馈食记》中再现了当时的占筮场景:“……筮于庙门之 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门东。史朝服，左执筮，右抽上韇， 兼与筮执之，东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孙某，来日丁亥， 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史曰:‘诺!’ 西面于门西，抽下韇，左执筮，右兼执韇以击筮，遂述命曰:‘假尔大筮有常。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乃释韇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 乃书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则史韇筮，史兼执筮与封以告于主人:‘占曰从。’乃官戒，宗人命涤，宰命为酒，乃退。若不吉，则及远日，又筮日如初。”主人与史官身着祭服，史官用蓍草占卜，敲击蓍草筒，让蓍草的活动来表达神意。

北京孔庙祭孔供花

商周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青铜器器皿形制样式不断丰富，变幻 多样，为后代瓶器奠定了雏形。生产力发展也带动了文化水平的提升，百家争鸣，氛围相对自由开放，反映先民生活的经集也应运而生。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集，也是花文化的开篇，其中有大量对植物的直接描写和与植物相关的风俗描写( 赋)，还 有借植物的象征义来描写人物、表情达意的作品( 比、兴)。十五国风共 160 篇，其中出现植物的篇章 86 篇，占了53.8%; 大雅并小 雅共31 篇，其中 14 篇有植物，占了45.2%; 颂40 首， 9 首出现植物，占比22.0%。总数上，“诗三百”的305 首诗中，有 135 篇出现植物，占44.3%，将近一半。虽说花是中式插花最主要的“花材”，然而除了花，叶、干、 根、果实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花材。这些采自民间的诗歌所歌咏的植物正是我国本土生长的天然植被，它们中大多数的根、茎、叶、花、果在后来的中式插花创作中经常使用。古人已经根据自己的思想赋予植物以品格，有气质高洁的，有低等恶俗的，以后历朝历代对植物花卉的品评分级大同小异。为不同花卉赋予不同气质和象征义，借花喻人，也是花文化成熟的重要标志。

《楚辞》共 66 篇，谈及植物的有55 篇，是中国咏花木最多的诗集。《楚辞》中共出现植物99 种，其中香草23 种、香木香花12 种。大量使用的隐喻和象征手法与今日无异。泽兰、白芷、菖蒲、荷花、蕙兰、江蓠、蘼芜、女贞、石斛……无不是君子、气节、贞洁的代言。我们最熟悉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和“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其中的木兰、秋菊、芰荷、芙蓉是如今插花中十分常见的花材， 而其象征义在《楚辞》中便已确立。而在植物的利用方式上，《楚辞》中有穿成一串佩戴、簪在头上，或随身佩带、装饰车马，这些都是广义上的插花活动。

东汉 壁画 望都一号古墓

而在另一层面上，祭祀活动将植物的应用推上了政治化、仪式化的高度。如今提到祭祀，人们不仅感到陌生与遥远，而且总觉得是与逝去的人有关的活动。但实际上，祭祀在今天的宗教场所、文化场所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仍旧广泛存在着，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也与从前的祭祀有着密切关系，比如逛庙会、吃粽子，等等。祭祀曾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头等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家族意义和文化传承意义。甚至可以说，祭祀活动囊括了整部中华文明史，对我们的文化有着深刻影响。

追溯祭祀活动产生的根源，一方面，是人类开始发展原始农牧业，渴望掌握自然规律，对风调雨顺、人畜平安的企盼空前强烈; 另一方面，伴随人类始终的神灵文化，即把神灵世俗化、人性神灵化，使人们渴望与神灵心意交通，甚至请神灵帮助自己完成某件事情。而花恰好可以帮助人类达成这两方面的目的，与花有类似作用的还有香、五谷宰牲献祭。花，更多被认为是一种桥梁。桥梁的两端，可以是人与自然， 也可以是人与神灵。中国人借花沟通外界，表达对自然的尊重，对神灵的敬畏。

供花既然是祭祀活动中的一环，就必须遵从祭祀礼仪。《礼记·祭统》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 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内心的惶恐怵畏，外化为动作，就是鞠躬、合十、磕头、跪拜，乃至着装如何、走路如何、神色如何、念词如何、献供如何云云，于是便有了极为繁复细致的仪轨。具体到供花的插制，选择哪些花材，限定哪类器皿，插出哪种花型，必须依照对祭祀、供养的对象而定，也由不得像其他场合一样自由发挥了。儒释道三家皆有供花，三家哲观彼此影响，共同塑造了今日古典插花艺术的模样。

钱穆先生曾言:“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凡礼皆源于祭，礼不是儒家的专利，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礼观。正是由于中式插花有着与众不同的源头，因此，它一路发展到今天，虽不及其他类型插花在大众中的普及度， 初学也不如其他类型插花容易上手，但中式插花作品所展现的精神力是难以复制的，经过天长日久的学习，研习者将进益 匪浅，并惠及生活工作、个人修养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上古世俗生活的花卉装饰，与精神仪式中的礼祭供奉，是促成插花艺术成形的双重线索。前者充斥本土审美趣味，后者完全依托巫道礼乐。插花与书法与绘画一样，是华夏民族独创孕育的灿烂文化中的一种类型。其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在对外传播乃至回传的过程中，日渐丰盈多样，历经千年，从未断绝。